“去年这个时候，这个套间每月4300元拿不下来，现在3500元就行。”深圳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王芳（化名）推开某公寓楼房间的门，一股霉味迎面扑来。她带看的这个一居室背阴。她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灯打开。

王芳解释道，受疫情影响，加上临近过年，退房人多，由她带看的两栋公寓楼一下子放出十多套空房。“还有些房源是自如跟业主提前解约空出来的，我们公司不敢接，租不出去就亏大了。”她说，今年以来，自如在收缩规模，放出不少房源。

“以前是‘人找房’，现在是‘房找人’。”王芳说，在深圳上步片区做了8年房地产中介，今年这样的行情很少见。

深房中协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深圳乐有家、贝壳、中原、Q房、美联物业等几大房地产中介机构挂牌供应的商品房租赁房源同比增加40.7%。2020年前三季度，深圳市二手住宅租金均价回到2018年同期水平。

深圳并非孤例。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40个重点城市租金水平触底，平均月租金为每平方米37.8元，同比下降9.9%。一二线城市租金平均水平同比降幅达4.0%。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一线城市租房的“打工人”们对这样的租金降幅似乎没有感觉，租房难依然横亘在他们面前。“大学刚毕业那一年工资低，每天从市区外往市区里跑，每天通勤时间为5至6个小时。现在把家搬得离市中心近了点儿，每天通勤时间缩短到3小时，租金也得每月3000多元。”在北京亦庄合租单间的刘丹（化名）说，想整租就更难了，每月4000元预算也得住到四五环开外。

刚毕业不久，在上海租房的陈爽（化名）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一个月租房花3000多元钱，占每月工资三分之一，只能在徐汇区租到一个“老公房”的单间，每天通勤时间得2个多小时。

贵！这是大部分受访者说到租房时的第一反应。以北京为例，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企业职工平均月薪近1.4万元。贝壳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8成以上“新青年”可接受的房租占工资收入比重在30%以下。即北京约8成左右的人租金预算在每月4200元以下，面临与刘丹一样的租房困境。

无奈的群租

即便扛住了租金压力，忍受长时间通勤，找到了合适的房子，也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租房管理不规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困扰着租客们……

“已经退房两个月了，为什么押金还没退？”租客吴丹（化名）看着合租群里的信息一脸无奈，她已经不记得这是合租群第几次在退押金时爆发“扯皮大战”了。

她在深圳合租的一套4居室被“二房东”“改造”成7个房间，其中3间房里住着两个人，即一套10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10个人。

吴丹说，她退房时也因为押金的事，跟“二房东”闹得不可开交。“一开始说退房后检查完房间，如果没问题，5个工作日就退押金。结果我退完房一个多月都没给我退押金。”为此，她还找了当地电视台曝光“二房东”。没想到，片子一播出来，她就被二房东恐吓，警告她不要再“搞事”。

“住这个房子，奇葩事太多了。”吴丹说，有次大门的锁眼儿被人堵了，后来发现是上任租客因为收不回押金搞的恶作剧。租客流动性太大，三天两头被“新面孔”吓一跳。她住的“主卧”是间隔断房，紧挨着洗手间，经常被半夜洗漱的室友吵得睡不着觉。“实在受不了。换个每月5000元的一居室。一半工资都交给房东了。”吴丹说。

吴丹的遭遇并非个例。吴丹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她租住小区的保安透露，这个小区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房子是被“二房东”或长租公寓改造后出租的“房中房”。

优化供应结构是关键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指出，北京对违建房、群租房、隔断房等乱象的监管已有规定，规定了线上出租房源的单人最小居住面积、套内居住密度上限等。同时，扩大线上房源管理规模，建立群众投诉举报机制，以保障租客权益。

2019年7月，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住房租赁三个合同示范文本，强调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等内容。合同示范文本还约定房屋具体居住人数及分间出租时的分租房间居住面积，约定最多居住人数。

对于租房难、租房贵的问题，深圳中原董事总经理郑叔伦认为，完善城市住房供应结构是关键。“有关部门应加大公租房、安居房等中低价格保障性住房产品供应，加大对存量用地如工商厂房等改造力度，适当缓解租房压力。”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做好城中村等的旧房改造也是优化供应结构的方法之一。“深圳此前发布了城市更新管理办法，明确城中村管理可由拆迁改为存量盘活，补上了公共设施配套短板，同时让其发挥租金区位优势以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李宇嘉说，新一代租客们不仅希望房子满足基础居住条件，也对居住配套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及2020年年底退房增多等因素影响，一线城市租赁市场房租普降，交易周期拉长。不过，租客们并未因此走出租房困境，房租高企、押金难退、隔断群租等市场痼疾仍有待解决。如何补齐短板，成为2021年开年之际摆在一线城市住房租赁市场面前的一道关键命题。

租房市场料迎新发展

过去十几年间，热衷于奔赴一线城市的80后、85后通过拼搏已成为城市的中流砥柱。如今一些初入社会的90后、00后与上一代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已有不同，除追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外，想法更多元化、更个性化，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由此，高企的房价房租、狭小逼仄的居住空间、“996”工作节奏，不仅使得部分年轻人被迫离开北上广，更使得部分年轻人毕业选择工作城市时，就放弃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现在公司在深圳的技术岗位很难招到人，都不愿意来，觉得深圳租房成本太高。相反，在东莞、苏州、成都招技术人才容易得多。”深圳一家上市公司董秘告诉记者。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受访者反映的租房问题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寻租阶段遭遇租房难、租房贵难题；二是入住后饱受二房东、长租公寓、中介平台管理不善之苦。

专家认为，这两大问题最终指向的根本，一是一线城市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住房供应结构有待优化；二是有关部门对租赁住房的制度规范有待完善、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有待丰富、政策执行力有待提高。

所幸的是，各方对租赁住房市场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专家指出，租房大时代即将开启。一线城市在租赁住房上如何优化供应结构、完善规范制度，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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