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4月7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及相关司局长们，就“十四五”期间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安排答记者问。

区别于“十三五”时期连续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十四五”期间从“降低”转为“稳定”宏观税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减税降费政策的退出，鼓励创新、稳定就业、产业升级等支持政策仍在继续。

优化税制结构方面，明确提到要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十四五”期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也需要财政积极作为。欧文汉表示，收入分配规范有序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推动落实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

宏观税负由“降”转“稳”

欧文汉表示，“十四五”时期，为保障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的实现，需要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更好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格局、促进结构优化和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精准实施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我国宏观税负的定调，经历了“稳定-降低-稳定”的转变。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稳定宏观税负”。

“十三五”期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降低企业负担成为政策主线。从2016年全面推进“营改增”开始，到后面的大规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五年间减税降费规模累计超过7.6万亿元，其中减税4.7万亿元，降费2.9万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2020年，窄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比重，分别为17.47%、17.35%、17.01%、16.02%、15.2%，相较于2015年末的18.13%，五年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

“十四五”期间宏观税负要求“总体稳定”，跟持续减税降费带来部分地方财政困难、削弱了财政的可持续性有关。

“以税收占GDP这个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来看，我国现在的水平已经比较低了。过去五年的减税降费，‘十四五’进入到平台期，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如果继续大规模减税，体现出来的就是赤字。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是出于财政收支健康的考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文对记者表示。

至于美国拜登政府提议加税来筹集财政收入，以及协调其他国家来增加财政收入，是否能落地，还有待观察。

许文表示，拜登政府建议提高企业所得税，最终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有很大变数。增加税负的法案，要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比较困难。因为一个国家的税收竞争力，尤其是国际招商引资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上。

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对记者表示，拜登政府呼吁全球建立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这作为建议是可以的，但真正做起来很难，因为企业所得税税率跟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关系。

房地产税最大的难点在哪？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在发布会上表示，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财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直接税比重（直接税除以全部税收收入）在逐年提高，从2011年的28.4%提高到2020年的34.9%。

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对记者表示，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有了更高的追求，这些都需要税制相应调整。所得税、财产税这些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天然地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许文直言，过去我国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更多的是随着增值税下调税率、间接税比重的下降，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并不是直接税自身收入增长带来的。未来直接税比重的提高，像个税方面，的确存在增长空间。因为我国现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纳税人占比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个税也会慢慢增加。

财政部部长刘昆曾表示，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2018年我国开始了个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工资薪金、稿酬、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类劳动性所得先行综合纳税，还引入了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

个税改革进程中，有关综合所得超额累进税制的最高边际税率45%是否调整，专项附加扣除如何更加完善等，业内有不同的声音。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全国财政收入下降了3.9%，但个税收入仍逆势增长了11.4%，能否进一步降低个税、以更好地促进消费等讨论也不少。展望未来，如何在劳动性收入综合纳税的基础上，是否将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等资本性所得也纳入统一的综合税制下，值得关注。

至于房地产税，早在2018年3月全国两会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曾明确回应，房地产税要“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房地产税提出很多年，房地产税开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个税收的取得与居民收入是分离的，比如有些人有房子但没有收入，存在支付能力方面的问题。如同个税一样，当前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有待提高，很多人支付能力不足，可能交不上房地产税。至于房屋价值评估等技术问题，难度不大”，许文表示。

刘剑文表示，房地产税的推出，需要合适的时机。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疫情后的恢复阶段，并不适合推出房地产税。房地产税要等时机成熟，征求社会意见后，再由立法机关审议通过。

规范收入分配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财政如何更加积极有为呢？欧文汉表示，财政首先要支持做大经济“蛋糕”，还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具体而言，在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财政将支持就业优先政策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丰富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发展成果的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等。

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欧文汉表示，财政要支持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推动落实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早在2017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获得通过，要求该系统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系统归集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范围。

从当前“个人所得税APP”的应用来看，个人收入信息归集取得明显成绩，纳税人可以很方便地从该APP上获取个人不同渠道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

据记者了解，建立现代税收征管制度，未来要朝着一户式归集、一人式归集，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信息会更为透明。比如企业或单位每月代纳税人进行个税预缴，预缴信息里包含了个人身份证、收入金额、预缴税额等信息；零散的劳务收入也会有预缴单位帮忙预缴——这些预缴信息归集起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处理，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信息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至于“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还需减少现金使用等配套改革。央行目前正在推进大额现金管理试点，试点地区个人若提取超10万元现金的，需向银行预约并提供现金用途等信息。随着我国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的普遍应用，减少现金使用是趋势，更多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留痕，能更好地打击逃避税、洗钱等行为。

许文表示，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等，这些是基础工作，只有先掌握个人收入状况，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区别于过去现金支付，银行转账、网络支付等为现代支付。现代支付手段是留痕的，可以更方便地掌握资金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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